移情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审美现象。罗兹在他的《缩形宇宙论》中对此进行了解释：“任何用眼睛看到的形式，无论多么微小，都能让想象力把我们带入其中，分享它的生活。这种在自己的地方分享情感的方式，并不仅限于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。我们不仅可以和鸟、喜鹊一起飞翔，和羚羊一起跳跃，或者钻进蚌壳里分享它们单调的生活，还可以想象我们是一棵树，享受着绿芽或者微风的快乐，也就是和我们无关的事情，我们还可以给它们情感让它们独一无二。比如一个建筑是一堆死东西，我们给它情感，它就变成了有机物；石榴柱的墙变成了活泼的肢体，表现出一种气馁，我们把这种沮丧搬回了心里。”按照这种推理，哲学家看事情深，凡人看事情浅是很常见的。一丛草对我来说可能只是草，但对你来说可能会变得茂盛。在他看来，这可能是“野火从未完全吞噬它们，它们在春风中又长高了”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：“一朵小花能唤起如此深刻的思想，以至于我无法用眼泪表达。”既然一朵花有这样的共情魅力，世界上其他美好的事物就更是如此。移情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影响很大，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说：“如果你关注了外来物，你就会忘记你的存在，很快你就会与外来物融为一体。你看着一棵玉树临风的树在微风中摇曳，但在一瞬间，它在诗人心中只是一个自然的比喻，在你心中变成了事实。你开始把你的情感欲望和悲伤一起借给那棵树，它的摇曳就变成了你的，你自己也变成了一棵树。同理，当你看到那只鸟在蓝天上盘旋，你觉得它不平凡，不死，你自己也会变成一只鸟。”法国作家福楼拜在讲述自己写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故事时也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写书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，过上自己塑造的任何角色的生活，都是一种享受。比如今天我既是丈夫又是妻子，是情人又是他的妾。我在森林里骑马，行进在秋天的黄昏前。森林里长满了黄叶。我觉得我是一匹马，是风，是他们甜蜜的情话，是让他们充满情浪的眼睛眯眼的太阳。”在这里，由于作者在创作之初就有一种强烈的与万物的创造相交融的共情感，他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作品中出现或将要出现的意象，去分享共情所产生的巨大的审美内心感受。在艺术欣赏过程中，移情的作用更加明显。比如你心情好的时候，好像大地的山川都在朝你点头微笑。“有一首春风和一首歌，歌飞到我心里”；当你心情不好或遭遇意外打击时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以低沉的心情变得暗淡无光，“那里花瓣已落尽如泪，孤独的鸟儿已唱出哀思”。看过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人来枣庄，总觉得要在飞驰的列车上一试身手。很多读了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德国青年，不禁对书中主人公的经历感同身受。他们变得抑郁无法自拔，模仿书中主人公的结局自杀。由此可见，移情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现象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另外，纸上写的方块字之所以被鉴赏家们引用为“神韵”、“骨劲”、“体态”、“神韵”，也只是因为他把自己心中的汉字的形象功能移到了自己欣赏汉字的“字”本体上。共情在广告创意过程中更为常见。比如上海金马广告公司总裁顾成，不自觉地把对小说《减去十岁》的欣赏转移到了“美女”皂上，创造了一个“今年20，明年18”的绝妙广告口号。
央视前副主任陈汉源被一句“做个好梦”勾起了回忆，想起了家乡的小溪，想起了梦里的母爱和母爱，立刻把世界上最崇高最无私的爱转移到了“强大”的洗衣机上。父母为孩子辛苦了一辈子，应该把妈妈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。所以“强力洗衣机，爱妈妈”的口号不仅感动了创作者本人，也感动了很多消费者。金川啤酒电视广告中的绿色草原、金色燕麦、燕麦纺出的啤酒瓶，往往会让消费者从无意识状态下对这一形象的审美欣赏中，感受到对这一品牌啤酒的共情。移情的审美功能可以在广告作品的欣赏中看到。比如广东某广告公司为格兰仕集团做的企业形象广告就是一个例子。观众通过欣赏“掷铁饼者”、“大力士”和“思想者”等西方古代人物，对企业的系列产品品牌产生了共鸣，进而深刻体会到其广告语言“创造人生真谛”的艰巨性和企业的专业性。再比如“中汽”在台湾的广告，观众会从父亲坚实的肩膀上感同身受对“中汽”的信任。在“保时捷车”广告中，在买不起品牌车送一束花的移情欣赏中，人们也意识到车如鲜艳的花朵般迷人，是恋人最好的信物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的广告人在做品牌或企业形象广告时，能够把握移情的审美意义，一定会使广告作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，进而引起消费者强烈的购买欲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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